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美贸易战是一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中美战略博弈的组成部分。同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由于美方过高估计自己的施压能力，过低估计中方的抗压能力和捍卫核心利益的意志，无论是中美贸易战，还是中美战略博弈，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相持环节。

　　在战略相持环节，双方决胜的关键之一，是战略意志的比拼和较量。当前，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中美在其他问题上的角力，绝大多数国人表现得坚定理性自信，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毋庸讳言，也有少数人还抱守着崇美媚美恐美思想，时而兴风作浪，混淆视听、扰乱舆情、涣散人心，起到了美方起不到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明晰洞察、坚决抵制。

　　崇美者，笃信历史终结论的判定，结合美国曾经享有的压倒性实力优势，将美国想象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进而予以某种近似拜物教的膜拜。典型表现为：主动将自己设定为“美国利益捍卫者”“美国政策代言人”的角色，漠视历史，偷换概念，无条件吹捧美方对中国的贸易霸凌政策以及强权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将美方“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行为通过概念偷换的手法转化为美方“为了本国利益怎么做都是对的”；以比美国政府更积极的态度，将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单方面推给中国，指责中国“恩将仇报”“不具有抵抗美国贸易霸凌的合理依据”。其对任何“忤逆”华盛顿要求的举措都扣上“狭隘”“偏激”“非理性”的帽子，进而用某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高等华人”心态，去批评指责中方正当的反制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同胞的指责，获得自己在精神上蜕变为“美国公民”的快感。

　　媚美者，接过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糟粕，将西方设定为先进，将中国默认为野蛮，并以“清醒认识”“理性认识”“客观认识”“国际视野”“开放心态”等辞藻，包装其本质上是阿谀奉承的谄媚之举。这种谄媚，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华为等案例上。当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同仇敌忾”之举，且明确形成了良好的反击效果时，媚美者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道德绑架，上纲上线指责中国搞“民族主义”，指责“中国社会用战争思维来分析美国对华为的合法行为”，并拿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省吾身”“兼听则明”等来包装其奴颜婢膝之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能够被美方霸凌，或者说，能够有全盘接受美方霸凌，即向美方投降的机会，是一种难得的“褒奖”和“赏赐”；“胆敢拒绝”这种机会的中国民众，都会因此被视为不识时务、不识好歹的典型。

　　恐美者，纠结于头脑中基于各种间接知识以及美方软实力传播所形成的错误认知，仍然停留在1945年的时空，认为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中方无法力敌的庞然大物。“不能打，打不起，打起来中国必然要输”“解决之道只能是妥协”“投降了还有可能生存，抵抗可能导致中国灭亡”。诸如此类，是被恐惧支配之后的常见想法，当然具体表现形式会结合不同的行业与职业特征而形成鲜明的区别。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这种事情并不陌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名为汪兆铭的人就纠集了一批具有类似想法的人，上演了一出令人恶心的闹剧；在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恐惧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也有人因此做出了“为了保障中国生存而向美国出卖情报”的举动，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中美战略博弈的实践来看，上述基于崇美媚美恐美思想产生的种种举措，如果不妥善处置，可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消极后果。

　　初步的经验观察可以发现，当美方在对中国实施某种施压行动时，相关错误思想支配下的个体，会高估美方的威胁，强调中国的脆弱性，瓦解中方的抵抗精神。例如某些特殊行业，某个首席经济学家的悲观论调就可能影响投资行为体的投资策略，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市场的波动，影响国家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在无意中配合了美方的施压攻势。当中方遭遇美方压力面临局部困难，如极少数国际组织因为美国将华为等列入“实体清单”而暂时终止华为会员资格时，基于相关错误思想的行为体，会推出大量自媒体文章，迅速营造出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假象，试图借此瓦解中方的抵抗意志。当美方遭遇中方反制措施并付出相应代价时，错误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体自觉地跳出来帮助转移视线，如个别撰稿人不惜采取对中方研究机构研究报告“断章取义”的方式，摘录出最能体现抵抗美方压力不利于中方的局部段落，予以放大解读。有些人在自媒体上直接大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帽子，用“理性”“普世价值”的大棍代替美国来打击中国民众的爱国行为。

　　从既有实践看，中美贸易战，以及更加广义的中美战略博弈，其结局主要是通过中美两国的战略韧性、定力和耐性来决定的。换言之，结局不是取决于筹码的多少、短期攻击强度的大小，而是看承受压力的能力、稳定信心的能力以及在长时间博弈中少犯错误的能力。美方手上继续保有的“王牌”，与其说是其层出不穷的制裁等“硬花样”，不如说是日益期望“崇美媚美恐美”等“软筹码”发生效力。

　　历史地看，辩证地讲，崇美媚美恐美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空穴来风。近代以来中美交往的多样性、美国对华战略的复杂性、中国自身经历的特殊性，为这种思想和现象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尽管经过了历史的涤荡，但因为当前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面临的特殊环境，以及美国对软实力的重视和运用，这一思想在当下并未绝迹，并时而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对进入崛起轨道的中国来说，消除这类错误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道路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当下中美贸易战以及战略博弈所具有的特殊意涵。

　　具有某种历史讽刺意味的事实是，破除崇美媚美恐美思想的最好教员，就是美国自身的行为。从2018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战略博弈，对消除这类错误思想，至少已经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第一，初步检验了美方的真实实力，有助于消除恐美。美国对华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主要推手纳瓦罗认为，只要美国对华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结果就会是“一边倒”。但事实正好与他的判断相反，贸易战“速胜”希望基本破灭，进入延长、加时乃至持久阶段的概率显著提升。2019年5月13日，新闻联播一则5分钟的视频，宣示中方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并将严正反制；两个小时后开盘的美国股市，跳空500点低开，盘中跌700点，收盘跌600点，市值损失1.2万亿美元，约合8.5万亿人民币。这让此前编出中国股市“弱不经推”段子的行为体情何以堪。更加微妙的是，在社交媒体上，美国领导人从5月15日5时左右发出一条将中美贸易战看作自身政绩的推文之后，陷入了沉默状态，以其独有的方式，间接承认了美方并不能有效承受全面开打代价的现实。

　　第二，初步褪去了美国“良性霸权”的外衣，有助于破除基于过度美化的崇美媚美。“良性霸权”“自由世界的灯塔”等，是长期笼罩在美国霸权之外的光环。美方在中美贸易战和战略博弈中采取的各种手段——无论是对华为的断供、物流劫持，还是对中国学者以及学生进行限制、骚扰，抑或是对中国政府的“极限施压”——自我打破了所谓“良性霸权”的形象；其不断自证的“弃约精神”，以及不着调的行为，破除了冷战后所谓“美国政府成熟理性，所有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错误认知。凡此种种，为消除基于过度美化的对美国非理性崇拜提供了基础。

　　第三，初步展示了中方实力，展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魅力。华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有效抵制了超级大国以近似举国之力的胁迫与压制；在回击不公正待遇的过程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不被美国的不当举措带偏节奏，并保持对全球化和国际体系的恰当认知。中国具有的实力和格局，在华为这一个案上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破除崇美媚美恐美错误思想认识，进一步牢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是一项战略性的重要任务，是我们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必须坚实走好的一步。

　　（作者：沈逸，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