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美国政府上任伊始，提出了“买美国商品，雇美国工人”的施政原则，强调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政客“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对于来美国建厂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对那些关闭美国工厂、去境外设厂的企业，就拿关税做文章，逼迫企业回美国生产。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行径，真能让美国实现“制造业回流”吗？

　　“制造业回流”能否实现，首先要看导致美国制造业外流的原因是什么。从美国国内经济看，其制造业外流是由美国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共同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为实现最大限度盈利，美国的跨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它们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转移污染，提高资本的获利空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了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转而投向金融领域，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空心化和虚拟化。

　　从对外经济看，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有很大关系。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元属于世界货币，居于霸权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世界经济的运行格局，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供应美元货币，其他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供应物质产品。美国大量进口，形成贸易逆差，其他国家大量出口，形成贸易顺差。在这种格局下，美国要巩固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就需要其他国家手中持有足量的美元用于交易，而只有美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才能够向其贸易伙伴稳定地输出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有可能会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美国制造业难以回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美国201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1.4%，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业占GDP的比重则为20.7%，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严重。可见，美国要实现制造业回流并不容易。

　　美国政府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也不符合国际分工发展规律。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塑造使得世界各国在制造业体系上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关系，美国在多数中低端制造领域并没有成本优势。相比而言，中国在许多制造业行业中不仅有成本优势，还有劳动力素质、生产组织、基础设施、供应链、市场等多方面优势。比如，从劳动力方面看，根据德勤和美国制造业协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未来十年里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缺口将从200万上升到240万，部分紧缺岗位甚至可能上升两倍以上，熟练劳动力的缺乏可能影响美国17%的制造业产值。这种劳动力的短缺极有可能会推高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因此，强迫企业将工厂搬回美国，实际上是在损害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近来，媒体中曾有一些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报道，然而相对于美国制造业庞大的体量，个别案例并不能说明问题。比如，富士康2017年宣布要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设厂就被当做标杆“政绩”大肆宣扬，但是两年过去，富士康的计划一变再变，迟迟无法完成当初的设想。

　　再从制造业的数据上来看，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并没有顺利实施。从反映美国工业产品产量的工业生产指数来看，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无论是整个工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2019年以来都处在连续负增长的状态下，分别比2018年年末下降了1.2%和1.6%。而反映工业行业景气程度的工业整体和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则分别为77.9%和75.7%，分别低于1972年至2018年平均值的79.8%和78.3%。因此，抛开那些个别的案例，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制造业并没有在贸易保护政策中成长起来。

　　制造业的全球分工是生产社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是生产力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尽管会受到某些国家政策的干扰，但绝不可能逆转。现在美国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等手段制造贸易摩擦，以贴“卖国标签”、威胁加税等方式要求美资跨国公司回流美国，这种做法是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的。反倒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企业高度融合于产业链、价值链中，关税成本的增加势必从中国企业传导至美国企业，增加美国企业的成本。而且，加征关税将严重破坏全球价值链，冲击全球范围资源配置，产生广泛的负面溢出效应，降低全球经济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