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疫情影响增速下降已是事实，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提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是以更加鲜明态度，对“反应过度”纠偏，加快从“失序”到“有序”。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但真正能救助的企业依然十分有限。最核心的是整个社会如何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比如，公园的大门正常打开，社区的服务正常开放，企业的物流正常通畅。如对于非疫区的人，如去另一个非疫区出差，回来就隔离14天，秩序就无法恢复到常态。如果态度不鲜明，恐慌和不安情绪弥漫，秩序无法修复，即使再多政策，都无济于事。各级政府“既要、又要”的模糊态度导致基层左右为难，企业和公众无所适从。需要更鲜明态度，更明确的措施（如复工安排计划），使整个社会从“失序”到“有序”状态。

二紧紧抓住牛鼻子——启动有效需求、重启经济循环。各地都在启动重大项目，但因外地工人回流不快，有的因需隔离也无法即时复工。最近不少政府在出让土地，但地产销售断崖式跳水，基本无法进场施工，难以实质性启动。企业不正常复工，投资需求以及对产业链上游的需求就无法形成；大量人口没有回到工作地，很多消费就无法恢复；很多工厂已复工，但产能没有完全恢复，以汽车零部件和电子零部件等造成国际供应链中断，出口延迟。经济急停之后，如何使整个链条重新运行起来，需要突破启动的最大静摩擦力。政府需求先行启动，其他基建和房地产需求也需尽快启动，1-2月份正常房地产销售1万亿左右，目前看影响在30%以上，需求延后不能有效启动，建材、建筑、物流等上游和相关领域恢复就大打折扣。要根据市场需求恢复的特点，从终端需求入手，分类施策，经济循环才能快速重启。

三是以确保企业存续为目标，对需求延后领域的企业债务实施新旧置换，避免系统性风险。目前看，由于正常经济活动阻断，在无法获得外部新的融资性现金流支持的话，据德勤企业信用团队的最新估计，20-30%的企业在6月份前现金流枯竭（上市公司）；非湖北地区越有20-30%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提升，湖北地区月有35-55%的抬升；恢复到正常的现金流水平，大部分企业需要5个月左右的时间。相当部分公司1季度收入降低10%以上，支出则是刚性的，收入降幅大的企业面临着流动性风险。过去几年在政府和城投债务中，采取了债务置换，如此次对于影响较重、需求仍在但延后的公司进行再融资借新还旧，或对停摆期和恢复期到期债务进行展期，到恢复期结束再偿还，企业生存状况会极大改善，银行不良债务也不会急剧上升。银监会提出对NCP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银行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并给于一定的宽限期或灵活安排，建议对于相关行业受损企业也采取类似做法。

四是尊重发展规律，按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路径推进城镇化向优势区域集中。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是对城市管理者自身治理能力的巨大挑战。中国已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地区，这是由人口基数和地域空间特点决定的。若是将疫情蔓延归咎于城市本身的高密度和流通性，而不去反思城市自身的治理体系和防控能力，就会采取控制城市规模、限制人口流入这样削足适履的方式。亡羊补牢的做法是让城市自身的治理体系和防控能力与城市规模相适应。首先，补足城市公共服务短板，加强城市卫生新基建。如特大城市规划“小汤山”模式的集中救治场所，设立移动式预制组装式医院。其次，放开政府权力闭环，切实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仅仅依靠政府自身的职能部门远不足以应对现代城市事务的复杂性。如武汉捐赠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极大地提升了物资运转效率。第三，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构建网络化城镇体系。借鉴东京都市圈新城发展的TOD和SOD理念，通过立体交通网络有机链接都市圈周边中小城市，形成立体交通网络化、公共服务匀质化的城镇化空间，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衷。

（作者为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工信部规划司原副司长顾强，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