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一季度保险业原保费收入同比仅增2.29%的情况下，健康险依然保持超过20%的增速。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到203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那么，商业健康险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6月18日，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顾雪非，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支修益，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全国常委、远健健康董事长王占山，微医董事会副主席兼CFO蔡强，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兼CEO赖军，泰康在线副总裁丁峻峰，轻松集团CEO张科，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许闲，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保险学系教授朱铭等权威人士在由《中国银行保险报》主办、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主题为“疫情下的健康险新格局”的直播中，就商业健康保险问题在线建言献策。中国银行保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进元主持了直播访谈。

“《意见》中已经很清晰地将商业健康险表述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雪非介绍，新医改这10年，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完善过程中，商业健康险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它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达2.3万亿元，而商业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为7000多亿元，相当于医保基金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是，公众对其感知度仍十分有限，这可能是由于健康险的赔付支出在整个医疗支出中的占比较低。”顾雪非认为，从国际上来看，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保障水平偏低，商业保险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医疗费用中的自费部分，基本医保之外的服务项目、药品等，以及分级诊疗体系建立后的一些个性化需求、非医疗服务、非核心服务，都可以通过商业健康险来提供。

朱进元也认为，在整体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商业健康险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仍处在配合参与的地位。同时，疫情下的健康险市场折射出一些不足，今后在产品设计上应该更具针对性和差异化，险种不能过于复杂，健康管理和产品销售不应该割裂。

事实上，商业健康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以健康大数据为基础。“医疗信息的及时共享，能够有效防范医疗领域的部分补偿性行为，降低整体医疗成本，提高整体效率。”赖军表示，下一步，若能够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调取和使用医疗数据方式，将极大促进整个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

蔡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以前相关医疗机构是孤岛型的，信息不交流也不共享；而只有将政府、医院、药企和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化的平台形成合力，打造成健康共同体（即“健共体”），形成共享、共赢、互助的大网络，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化医疗保障体系。

疫情对商业健康险影响广泛

如同2003年的非典，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给健康险创造了机遇。朱铭来认为，疫情中，确诊患者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但也存在遗留性问题，有待商业保险补充。

“比如，治疗出院者是否有后遗症？2003年就有类似问题，患者由于前期治疗，导致有后遗症，长期治疗也需要大量资金，仍需商业保险补充。此外，传统意外险、重疾险是否涵盖恶性传染性疾病责任还有待商榷。这不仅要考虑法律问题，还要在产品设计、研发、精算定价、偿付能力测算时有所打算。”朱铭来表示。

丁峻峰表示，疫情对商业健康险影响长久、深远、广泛。这是由于，第一，本次疫情相比2003年非典，影响范围、影响人群和持续时间完全不同。第二，互联网保险的兴起使保险的便捷性、可及性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让保险宣传以及消费者对保险认知有了本质上的改变。。第三，不同于2003年，保险业应对疫情的态度已然不同，尤其体现在保险公司产品丰富度以及覆盖的责任上。第四，本次疫情，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健康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许闲认为，此次疫情下，中国消费者的健康保险需求发生了变化。第一，武汉封城带来的心理冲击及其对保险需求的激发，远大于第一例确诊病例带来的恐慌。第二，新疆、西藏、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对互联网保险网站的访问量和保险的成交量增大。第三，广东和北京这两个曾受非典影响的城市，所有健康险险种保单成交量全国最高。第四，疫情期间，男女投保比例由原来的2∶1变化到趋近1∶1，女性更多是为全家人投保。第五，在线投保人群集中在26到35岁，说明互联网保险用户从年轻人向中年群体拓展。

跳出保险 宣传保险

“商业健康险应该加强宣传力度，跳出保险宣传保险。”支修益表示，应加大宣传商业健康险的力度，用科普的语言宣传险种；多引用数据强调商业健康险投保人的获益；在宣传中，可以举例说明并突出那些为员工投保商业健康险的企业获益案例，充分体现商业保险的购买者可以从新技术的应用中受益。

赖军呼吁保险同业，一方面要公平对待投保人，不误导、不惜赔；另一方面也需要保险行业加大对社会民众的教育和引导，让其建立正确的保险理念。

“疫情影响下的健康险无疑将迎来新格局，加大对保险产品的进一步宣传和推介势在必行。同时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和高度，跳出保险说保险，跳出保险做保险。”朱进元表示。

围绕健康管理多下功夫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健康保险业就是最早把健康管理理念带向大众的行业之一。有研究发现，如果保险机构实现这一角色转换，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费用可至少降低10%到20%。

这对行业的经营模式、管理能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王占山认为，目前保险机构真正通过健康管理来管控健康险风险的不多，大部分机构的健康管理都变成了获客工具、引流渠道，或者增值服务，还没有发挥出健康管理真正的作用。“我们筹备了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希望将来集结健康管理专家、医学专家跟保险业专家，一起探索出一条中国的健康管理之路。”他表示。

事实上，近年来，保险机构也在努力向主动管理健康的角色转变。丁峻峰称，随着“百万医疗”、报销型产品兴起，保险公司通过健康管理实现控费的意愿越发强烈。保险公司健康管理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需要建立普适化评价和质量标准，打通医疗机构数据，还需要逐步建立自有健康服务能力。

网络互助与商业健康险

数据显示，各类网络互助累计注册用户已超过3亿人次。2020年以来，累计筹集互助资金超过90亿元，并且仍然有互联网科技巨头试图进入网络互助领域。有人担心健康险未来的市场空间会因此被挤占。

张科表示，网络互助与保险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合作”的关系。目前，很多低收入人群没钱为自己购买保险保障，网络互助正好可以填补这些人群的风险管理空白。此外，从网络互助往商业保险转化，效率一般非常高。

顾雪非进一步表示，基本医保、商业健康险、网络互助其实都是一种医疗保障筹资方式，只有筹到更多的钱，才可以得到更高的保障，这个基本逻辑是一样的。但是，三者的分工定位不同，都不可能取代其他，因为底层逻辑不同。基本医保追求社会公平，商业健康险是基于风险精算的公平，网络互助是对互助实践进行分摊。厘清各自定位，每一个模块都会有更好的发展。

朱进元最后表示，基本医保、商业健康险、网络互助三者底层逻辑不同，因此，构建立体多维又非常稳固的医疗保障体系，才能让全民在更坚固的保障中安乐无忧地生活。（经济日报记者 江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