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比较着重与技术性的研究,比如说他为什么致伤?研究分子生物学、基因,都是技术性的东西。技术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很快转化到实际应用方面。应用的最终指标就是要减少事故,减少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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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4日,第22届国际交通医学大会在重庆召开,来自16个国家的五十余名专家齐聚重庆参加会议。王正国院士担任了本次大会的主席,第二次在家门口参加这一医学领域的顶尖国际学术会议。

华龙网:这已经是重庆第二次举办国际交通医学大会了。1995年,您带着中国交通医学研究成果和有关重庆风土人情的资料和图片去到新加坡,为重庆争取到了的举办权。有人形容您当时像一位外交家,风度翩翩、谈吐不俗,终于得到与会代表普遍支持。时隔12年后,这样顶级的国际学术会议再次选择了中国重庆。请问王院士,这次重庆成功申办的背后又有什么值得回味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王院士: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吧,我们开始这样的工作大概在80年代初期,原来我们着重战伤的研究,现在考虑到世界的和平气氛为主,我们研究能不能做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平时创伤最多见的就是交通伤。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一定的基础。

通过开国际会议能够更好的向外国学习,也提高我们的知名度。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做了一定的准备就去到新加坡。那是第十四届,我们想争取下一届能在重庆开,后来得到消息,土耳其非常想承办下一次的会议,而且几个大的国家,美国、法国,英国都讲他们基本在安卡拉开会已经定下来了。我在会上还是很沉得住气,介绍我们重庆的情况,就像很有可能在我们重庆开一样,最后讲一句话:“如果各位代表你们选择了土耳其,我这位中国代表也支持。”这样子给他们一个面子,“但是我希望下一次,第十六届一定要在中国开。”我就让一步,他们很能理解,主席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也愿意投土耳其一票。

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外交,就是compromise,就是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以退为进。他们只能够下一届不能决定下下届,但这次我们例外,最后就决定十五届在土耳其召开,十六届就在中国重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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